徐志杰

此外，设区的市以上的地方人大拥有地方立法权，同样是立法民主的体现。

法治建设的进展和成就，为当代中国法治的概念体系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提出了要求，当代中国法治的概念体系必然有所发展，也必须有所发展。以这些概念、范畴和话语为基础的法治理论，对中国法治实践往往持批判态度。

在第二个方面，实践中广泛运用的词汇，其学术化还不足。与中央机构职能对应，依法治省（市、县）委员会全面设立，确保党中央的法治建设决策部署落实到位。审判责任，就是既然把审判权给了审理者，就要由裁判者承担责任，从而体现权责相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统筹谋划全面依法治国，描绘并实施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这些实践和制度十分丰富，值得从学术上进行深度解析，并反映到学科体系中。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蕴含很多新观点、新论断、新战略、新要求，它们都会运用到新概念。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利关系的两极化 。

[4]把个人的行为抬到了维护、支持法律规范的高度。它绝不能因为，某些公民对于良善生活的概念观比别人的更珍贵或更优越，而据以限制别人的自由。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6]最后，耶林宣称：我们在此已登上了我们为权利而斗争的理想颠峰。

[35]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有些人还在拥护权利，然而由于受到怀疑主义的诱惑，他们在良心深处已经把权利降格了。

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从逻辑上讲，只能将这种权利概念视为超越于上述哲学思潮的东西。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虽然还是具体的劳动，但不再是私自的、个别的劳动，一开始就可以体现为社会的一般的劳动，因此在产品交换中不需要货币插手其间，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复存在。[6] （德）耶林著，郑永流译：《为权利而斗争》，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3页。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论》论证的主题可以说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生、形成、发展、灭亡的全过程。至于这一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说到普选权，它经历了数百年的历程，它先是在与封建特权的较量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尔后又在资产阶级的强势中分脔取食，终而能得到普遍的认可。

这一时期被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见（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潘勤、谢鹏程译：《宪政与民主》，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页。

特别是在西方中世纪经历了长时期的对权利的荼毒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犹如久旱逢甘霖一般，权利旗帜被高高擎出，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以后商品货币在苏联一直被延用下来。[29] 这一点在民主政治的不断冲击下，现在可能有些松动，埃尔斯特说：当今，关于财产的宪法保护的右翼主张不很显著，也不太可行。[10] （法）雅克·马里旦著，鞠成伟译：《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从利益的低层动机，我们上升到了人格的道德自我维护的立场，现在最终达致协力实现权利理念这一境界。误区三：将权利与政治权力通约。[14]接着他对私有产权定义道：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

在经过了长期的反复的激烈的较量之后，资产阶级释出了自由、平等、人权，把它们统称为政治权利，普选权即是其中之一种。德沃金是另一位对权利有丰富想像的法学家， 他特别看重权利的平等，他说：我的论据的核心概念将是平等而不是自由的概念。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没有人为其掉入水中的一个塔勒而付出两个塔勒以重新得到它——它应为此花费多少的问题，在此是一个纯计算问题，但他为何不在其诉讼中做这道计算题？人们不会说，他计算自己的所得并期待成本将落在其对手头上。

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34] 列宁著：《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1页。

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唯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的指引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让各种所有制形式各显其能，使中国经济得以长足发展。

马克思把按劳分配这一体现商品交换原则的分配方式都称为资产阶级法权，前面已经说过。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

始料不及的是，在所有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几乎都存在劳动者积极性不高，产品更新换代慢，生产力发展迟缓，社会有效供给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少有提高等问题。简单地说，社会契约论是指在某一社会时期，人们在各自的权利之间发生争夺，形成混乱。

我们以耶林、马里旦、德沃金三位法学家作为近现代将权利神话或神圣化的代表，耶林从人们自私自利的为权利的斗争中寻觅到道德的崇高，其神话的意味一目了然。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甚至认为按劳分配这种资产阶级的权利，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也许一个人基于利益，另一个人出于所遭遇侵权的痛楚，第三个人因为权利的理念，被召唤上角斗场，他们都对这一共同事业援之以手：维护反抗任意妄为的权利。假设有害长期债券持有人的经济政策合不合乎一般利益成为问题所在，将受损害的人们有权要求，决定那项政策是否有助于一般利益时，应当把他们将遭受的损失考量在内。相比之下，德沃金强调权利的平等，最迎合人心，是最为平民化的，似乎不应划入将权利神圣化的类别，然而，权利是不可能平等的（想想马克思的话），纵然人们有强烈的美好的希冀。[33]列宁说：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货币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

这一缺憾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弥补。[2]然后对这种心甘情愿耶林说：驱使受害人提起诉讼的不是利益，而是对遭受不公的道德痛楚。

马克思指出按劳分配是不平等的权利并连及其他一切权利，人们或许不爱听，却是事实。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

这体现在社会契约这一思想中。然而，公共权力不是权利的合力，因为权利是彼此对立的，于是才发生争斗。